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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岁天才梁启超 为什么拜康有为为师?

文/非萧(南京师范大)
梁启超16岁参加广东乡试,获得全省第八名的成绩。按照今天的学历,他16岁就考成了本科生,少年天才,意气风发。1890年秋,17岁的梁启超来到广东南海,求见33岁的康有为,并投在康氏门下,拜其为师,从此成就了一对著名的师徒关系。康有为和梁启超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师徒,尽管晚年的梁启超和乃师的思想渐行渐远,不过多年来二人一直被绑在一起,被外界并称为“康梁”。可以说,康有为影响了梁启超的一生。那么,梁启超为什么要拜康有为做老师呢?是出于仰慕还是有别的动机?

2001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这是一本有关梁启超在明治日本时期吸收西学的研究。其中有一篇报告认为,梁启超拜师康有为的直接目的是追求科举及第。梁启超“感受到在康的学问里有利于科举考试的新颖的内容,同时康又有着很起作用的关系网。这就是梁启超急转至康有为门下的真正动机。”(竹内弘行:《关于梁启超师从康有为的几个问题》)原来梁启超拜师是为了科举功名,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要想搞清楚这个问题,需要对梁启超的早年经历做一番梳理。翻开梁启超的回忆录,可以看到,梁启超生于广东新会一个且耕且读家庭,“四五岁就祖父及母膝下授《四书》、《诗经》”,“六岁后,就父读,受中国略史,五经卒业。八岁学文,九岁能缀千言。十二岁应试学院,补博士弟子员,日治帖括”,“十三岁始知有段、王训诂之学,大好之,渐有弃帖括之志”。(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11)可见梁启超自幼所受到的家庭教育属于传统的儒家式教育,而且入学以后的梁启超对训诂之学十分热爱。
13岁时,梁启超拜广州吕拔湖为师,14岁求学于佛山陈梅坪,15岁学于广州石星巢,同年入广东第一学府学海堂,次年转为学海堂正班生。(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吕拔湖、陈梅坪等人都是广东的大儒,而且精通训诂考据。梁启超在学海堂成绩很优秀,曾在学海堂的季课大考中夺得四季第一。1889年,16岁的梁启超参加广东乡试,考中举人第八名,此时的梁启超可谓年少得志,春风得意。
第二年,梁启超第一次入京参加会试,结果落榜。在归乡途中经过上海,彼时的上海由于开埠通商已显露出开放的气象,梁启超从坊间买了一本叫《瀛寰志略》的书,这一读不打紧,年轻的梁启超“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且见上海制造局译出西书若干种,心好之,以无力不能购也”。(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11)在上海的短暂停留,使梁启超第一次看到了中国以外的世界,第一次接触到了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学问——西学。而这段经历,也成为梁启超一生思想和治学转变的一个契机。

这一年秋天,学海堂的同窗陈千秋向梁启超介绍了南海康有为,陈千秋说“吾闻南海康先生上书请变法,不达,新从京师归,吾往谒焉,其学乃为吾与子所未梦及,吾与子今得师矣”。(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11)这个时候康有为刚刚给光绪帝递过变法书,虽然没有成功,却已在京师声名鹊起。陈千秋口中的康有为似乎有着梁启超想象不到的大学问,并且陈千秋已经拜见过康有为了。多年以后,梁启超再度回忆这段往事,“康有为以布衣上书被放归,举国目为怪,千秋、启超好奇,相将谒之,一见大服,遂执业为弟子。”(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86)17岁的梁启超从此正式拜在康有为门下。那么,梁启超拜见康有为时都聊了些什么呢?
康有为晚年对于师徒二人当年相遇的回忆不多,“三月陈千秋来见,六月,来及吾门。八月,梁启超来学。”简单到仅有时间、地点。(康有为:《我史》)梁启超的回忆则很生动详实,“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之学,颇有所知,辙沾沾自喜”,梁启超少年中举,内心是十分自得的,彼时的康有为还只是一介布衣,连乡试也未通过的秀才。可是见面之后,“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之学,更端驳诘,悉举而催陷廓清之”。(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11)原来康梁初见,康有为就告诉梁启超他以往所学的那套传统的经学根本没用,并一一加以驳斥,这样一来,梁启超感到三观彻底颠覆,如“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11)当天晚上,震惊的梁启超一夜未睡,第二天再拜见,请教学问方法,“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11)注意,这里康有为提到了西学,而西学正是梁启超此前在上海所接触到的新奇。于是乎,身为举人的梁启超就毅然舍去所学,退出学海堂,拜于康有为门下。通过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出梁启超见到康有为后,康有为在学识上的新奇与权威是打动梁启超的真正原因。

其实,还有一个例证可以说明梁启超拜师康有为的动机。梁启超离开学海堂转而拜师康有为,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学海堂为两广总督阮元所创,号称岭南第一学堂。学海堂内专注经解辞赋,不试时文,十分注重科考。学海堂所培养出来的杰出子弟如陈澧、朱次琦、廖廷相、桂文灿、汪兆镛等人,若非进士,便是举人。而曾经授业于学海堂的侯康、林伯桐等人,亦是取得科举功名的宿儒。可以说,学海堂是名副其实的“科举工厂”。如果梁启超为了科举功名,自然不能离开素重科举且成绩斐然的学海堂。所以,梁启超拜师康有为并非为了科举。见识到西学的梁启超意识到以训诂词章为重的学海堂和自己当时所学、兴趣已渐渐不合,恐怕才是梁启超离开学海堂转投康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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